添利富长三角“一体化”，要从一千年前说起

若将今日长三角的版图叠放于古代舆图之上，顺着太湖的风浪与钱塘江的潮水回溯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土地的一体化，早在千年前就已筑好基石。

公元前6世纪，江左发生了著名的吴越争霸，吴国与越国虽时有攻伐，但在农耕技术、水利工程、青铜铸造等方面相互学习借鉴。越国大夫范蠡往来于越、吴、齐之间，扮演了区域经济交流使者的角色。苏州的阖闾大城与绍兴的越国都城，在建筑布局、城防体系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，反映了早期的技术标准统一。后来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国，吴地并入越国疆域。这是长三角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方位整合，吴越两地从此熔为一炉，文化同根、经济相连的格局初步奠定，堪称最早的“区域一体化”。

2025年12月4日，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“名人文化馆”展厅内，明代摹本《吴越国王钱氏祖像轴》中的吴越武肃王钱镠画像正在展出。画中钱镠头戴朝天幞头，身着皂青色官袍，手持笏板，面容沉静而威仪，再现了这位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开国君主的风范。视觉中国

岁月悠悠，长三角地区历经多次分合，到中唐后析为浙江西道（苏南、沪、浙北、徽州）与浙江东道（浙东地区）。此际因安史之乱，藩镇肆行，原本山水同源的沃土支离破碎，进入五代时期更四分五裂，枭雄竞起。幸得出了一位钱镠，用三十年时间讨灭两浙群雄，建立了吴越国。

如果说长三角是大江南的核心区域，那么吴越国的疆域就是长三角的精华所在。钱氏“三世五王”八十多年的治理，带来的不仅是一方安宁祥和的“鱼米之盛”，还令长三角的区域文化特征在新的整合发展中进一步交融，超越时代的局限，为后世江南外向型发展的性格埋下了最初的种子。

吴越一体化的第一步，在于“理水”。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是太湖、京杭大运河、钱塘江与东海的汇聚处，依水而生，也因水而困。洪水狂暴、海潮汹涌，自古为患，民不聊生。然而太湖流域横跨今日沪苏浙，钱塘江连通两浙，任何州县都难独自治理。钱镠深知水患与水利不是一城一地的私事，而是全域共生的公共命题，如果各地分而治之，各自为政、标准不一，必然导致上下游治理脱节。他的过人之处，在于能以超越州郡的思维，宏观地进行全局性统筹部署。面对钱塘怒潮，他征调二十万军民，统一规划、分段施工，采用当时最先进的“石囤木桩法”，筑成绵延百余里的捍海石塘，不仅挡住了倒灌的海潮，使得从杭州到海宁的海岸防护从此坚不可摧，更把大片盐碱滩涂改造成了脱盐良田。

紧接着，吴越国又完成了全区域的水系整治。西湖方面，钱镠设“撩湖军”，组织疏浚、清淤水道，让西湖不仅成为杭州的景观，更成为农业灌溉和运河航运的水源；太湖流域，钱镠专设“撩清军”，让他们“常为田事，治湖筑堤”，建七十二溇港，以“五里一纵浦，七里一横塘”的圩田体系，将太湖平原切割成棋盘格田，极大提升了粮食产量，实现了“涝年丰收”的农业奇迹，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超级粮仓雏形就此出现。

与此同时，钱镠又设立“都水营田使”，统管江、湖、海与运河水利，打通境内水上通道，让全域水系互联互通，形成了发达的内河航运网络，既方便了区域内部的商贸交通，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动脉之一。这套庞大而精密的制度化水利管理体系，突破了当时“各治其境”的惯例，首次跨行政区以流域为单位进行综合治理，彻底改变了江南水系割裂失治的局面，支撑起长三角上千年的农业发展。

江河湖海自此不再是天然屏障，而是资源流动、经济往来的“黄金水道”。直到今天，江南地区的水利格局、“通江达海”的交通枢纽地位，依然建立在吴越国奠定的水脉治理基础之上。

吴越国全域共治水利的成功，是此后长三角千年区域协同发展的起点与先声。其化水害为水利，不仅解决了生存难题，还把地缘上曾经被割裂的吴与越，在水利上缝合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。早期死斗不休的吴越世仇，这时亲如一家人。

江河水网的大整合，带来的直接成果是经济版图的整合共进。在水利工程的庇护下，吴越国岁岁丰稔，“境内无弃田，国人皆悦”。当中原地区因为战乱“斗米万钱”时，吴越境内米价不过“斗米十钱”；甚至在台州洪灾时，钱镠一次就能调拨三十万斛救济粮。北宋统治者虽居中原，也不得不承认“国家根本，仰给东南”。正是这份农业富余的底气，让吴越的手工业、商业与城市发展蓬勃兴起，构建了长三角最早的一体化经济生态。

彼时的吴越国境内，以国都杭州（西府）和陪都越州（东府）作为双核心。两府的分工与发展侧重点虽不同，但鲜明的工商为本的治理智慧是一致的。钱镠推行了一系列打破壁垒、轻赋助商的经济政策，无严苛的地域限制、无森严的关卡阻隔，粮米、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等物产可以低成本、大规模地在全域自由流通。城市不再是孤立据点，而是被“内联江河、外通四海”的水网串连起来的城市群，相互依存、互利共生。高层有效整合十三州资源，令苏杭嘉常湖之间，形成稳定的区域分工与互补，绫出湖州、瓷产越明、茶采顾渚、港通明州，在吴越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循环产业链。

更重要的是，吴越国还开辟了长三角最早的对外海上贸易航线。从杭州与明州出发的商船，北接中原辽东，南通东南亚，东连日本、新罗，甚至还远航到波斯。秘色瓷、丝绸、茶叶、金银器远销海外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外循环财富。这种以运河为内陆轴、以大海为外向面的开放贸易传统，在长三角塑造了一个面向海洋、深度参与国际贸易的商业共同体，这正是今日长三角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头。

可以说，一千多年前的江南各地，已经用商贸和生产协作将彼此紧紧捆绑，全域形成了“农耕固本、商贸兴业、江海联动”的协同产业格局。史书记载当时杭州“开肆三万家”，商铺林立、市井繁华，堪称“东南第一州”。而且那繁华并非单一城市的崛起，而是整个区域的共振——苏州的织造、杭州的漕运、明州的海港、秀州的农产，在统一的市场网络中各尽其能、各取所需。每个城市都在吴越国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，这也是长三角“产业链协同”的古老原型。

在地区经济、制度高度融合的基础上，吴越国又静水深流地做了一件大事——统一区域文化。这是比物质一体化更深远的大融合，因为它是人心的认同，是精神基因的深度契合。一体化要长久，就必须植根于文化的共性与相容性。

在唐之前，太湖流域的吴文化与钱塘江流域的越文化，虽同根同源，却也有诸多差异，语言风俗有别、人文旨趣各异。钱氏统治期间，随着人员流动频繁，两地风俗不断浸润混融，高层开始有意识地推动这两种近缘文化“和合创新”。

钱王起于行伍，却大力推行文教，于临安设立官学，以“握发迎客”之诚广纳南北贤才，使中原衣冠携典籍礼乐南渡。杭州国子监中时常虚位以待，各州府学子皆可自由前来就读，优秀者还可被推荐至中原王朝参加科举。他又在地方广建州学县学，修缮书院，教化乡里，让上上下下都形成了尚善致知、务实精进的共同人文品格。四方名士由此纷纷汇聚苏浙，诗文书画创作勃兴。书院、诗社、画派，如一条条文化纽带，将江南知识分子联结成一个超越行政边界的文化共同体，共同塑造了长三角钟灵毓秀、温婉包容的文化气质。《宣和书画谱》称：“方浙右富庶登丰之久，上下无事，惟以文艺相高。”

于是乎，康陵星图镌刻天文奥秘，六和塔、雷峰塔并立江天；苏州园林里聚集着中原的文人雅士，杭州西湖的画舫上绍兴、常熟的士子把酒论诗。人文在此滋长，共识在此生根。当文士与商贾品着同样的顾渚紫笋茶、听着同样的苏州评弹、崇尚着同样的精绣织锦时，“江南文化认同”便彻底成形。其“兼收并蓄、和谐共生”的智慧，赋予吴越文化空灵深邃之魂。这种文化的流动与融合，甚至传导到了饮食文化上。如今遍布长三角的“浓油赤酱”风味，以及淮扬菜、本帮菜、杭帮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无不是千年来区域文化根系相连的味觉记忆。

伴随着文化事业的蒸蒸日上，江南民间也逐渐形成了共通的话语体系与共同的归属感。百姓婚嫁往来，风俗日渐趋同。吴语太湖片的内部一致性，在吴越国时期得到显著加强。岁时节日、饮食习俗、民间信仰等方面，也形成了跨府的共同特征。同声共气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在民间相互濡染吸收，彻底消解了原本仍存的隔阂，形成文脉相通、人缘相亲、人文同韵的跨区域文化认同，并成为江南文化的主体。

在乱世中高擎的文明之火，令交相辉映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在吴越国时期完成了深度融合。这一极具同质内涵的特色文化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既有吴文化的精致灵动，又有越文化的坚韧开放，成为江南人民共同的文化身份，也成为刻在长三角土地上永恒的文化基因。从此吴越一体化成功地被注入了灵魂，后世无论朝代更迭、州县拆分，沪苏浙核心区域始终人心相融、发展相依，从未完全割裂。

（作者为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文学统筹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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